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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白斯诺克：赌博阴影笼罩下的“贵族运动”******
中新网北京1月6日电 题：黑白斯诺克：赌博阴影笼罩下的“贵族运动”
记者 邢蕊
2023年伊始，在新年的喜悦中，中国斯诺克却遭遇集体式“塌方”。
中国台球协会短时间内发布大量禁赛公告1月3日，世界台联发布公告称，因涉嫌操纵比赛结果，暂停中国球员赵心童、张健康参加世界斯诺克巡回赛的比赛。随后，中国台球协会跟进，停止赵心童、张健康所有国内台球比赛资格。加之此前被通报的颜丙涛、鲁宁、李行、赵剑波、白朗宁、常冰玉、梁文博、陈子凡，在短短一个月时间内，10名中国斯诺克选手因涉嫌赌球，被世界台联和中国台球协会禁赛。
这10名球员中，既有现阶段世界排名第九的赵心童，也有被看作丁俊晖接班人的“00后”小将颜丙涛，更有驰骋赛场多年的中坚力量梁文博。虽然事件还在进一步调查中，最终处罚结果尚未出炉，但这摞针对中国球员的罚单，将对斯诺克在国内的发展造成不可估量的影响。
还记得20年前，人们对于台球的看法还停留在玩物丧志的阶段。灯光昏暗、烟雾燎烧的台球厅里，留着小分头，身穿紧身裤，脚踏尖头皮鞋的“精神小伙”曾是这项运动的主要受众。随着丁俊晖的横空出世，台球运动在国内逐渐摆脱了“低级趣味”、“不健康”的标签。在这样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孩子走上了职业斯诺克的道路。
球桌上，21只目标球中黑球分值最高。为了追求胜利，球员们绞尽脑汁将黑球击入袋中。球桌上，在始于白、终于黑的碰撞中，无数纪录应运而生，无数名将脱颖而出。然而球桌下，金钱的诱惑令这项绅士运动也逃不过被操纵的命运。当风波之声不绝于耳，曾风靡一时的斯诺克还能否找回昔日的辉煌？
资料图：颜丙涛手捧冠军奖杯庆祝。(新华社发 本杰明·摩尔 摄 图片来源：新华网)被假球“绑架”的贵族运动
斯诺克与网球、高尔夫、保龄球并称为四大贵族运动。翻开斯诺克的起源发展史，历代英国贵族们重叠交织的身影跃然纸上。然而，就是这样一项以优雅、端庄著称的运动，却始终摆脱不了赌球的阴影。
自1968年世界职业台球和斯诺克协会(“世界台联”)成立以来，大量斯诺克球员因涉嫌打假球而被调查乃至禁赛。其中最令人咋舌的，当属苏格兰“巫师”约翰-希金斯的赌球事件。
2010年，英国媒体公布了希金斯及其经纪人帕特莫尼的一段视频，其中显示希金斯参与了一桩见不得人的肮脏交易。为了约30万英镑的现金，希金斯嬉皮笑脸地承诺会“非常自然地输掉四场比赛”。
视频曝光后随即在台坛引发了“大地震”。然而耐人寻味的是，经过调查，希金斯并没有被认定为参与赌球，逃过重罚的他最终只被禁赛6个月。
资料图：希金斯在比赛中。无独有偶，2013年世界台联又宣布，天才球手斯蒂芬-李因至少参与了7场假球比赛，被处以4万英镑罚款、禁赛12年的处罚。除了这两位知名球员外，昆汀-哈恩、里奥-费尔南德斯、杰米-琼斯等人，身上都背负着赌球污点。
甚至被誉为“现代斯诺克之父”的乔-戴维斯，坊间也有他与博彩公司“合作”的传言。
当然，对于乔-戴维斯时代的造假现在已很难考证。但这从侧面说明，在斯诺克的世界里，赌球似乎稀松平常。
“火箭”奥沙利文就曾说过：“斯诺克运动中有多人参与打假球，而斯蒂芬-李只是不幸被抓的一位而已。”
肖恩-墨菲社交媒体截图。前世锦赛冠军肖恩-墨菲也在日前的采访中透露，多年前从世界台联董事会辞职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了解了太多媒体和公众不知道的信息：“我对某些受到纪律调查的球员的情况了解得太多了。对我来说，世界非黑即白。但这些年，世界变得灰暗，我们已经从老式的黑白世界观变成了一种相当不透明的世界观。”
一方面，墨菲对于赌球深通恶绝，他认为一旦球员涉嫌操纵比赛的行为被证实，那涉赌球员应该受到终身禁赛的处罚。但另一方面，对于自己掌握的“内幕”，墨菲并没有选择公之于众。
现阶段世界排名。图片来源：世台联网站截图地主家也没有余粮了
如果一定要为斯诺克界的“赌球传统”作出解释，那经济因素无疑是使大量球员误入歧途的潘多拉魔盒。
上世纪90年代，斯诺克也曾有过“不差钱”的辉煌。不过，自从2002/2003赛季欧盟不允许烟草商赞助体育赛事后，斯诺克就开始走下坡路。最直接的表现还是钱，斯诺克运动的奖金并没有随经济发展而水涨船高。
作为斯诺克界影响力最大、知名度最高的赛事，上赛季世锦赛冠军的奖金仅为50万英镑。这和网球、高尔夫等赛事中动辄数百万的奖金形成鲜明对比。如果是初出茅庐的小将，或是巡回赛中排名较低的球员，参赛获得的收入根本无法支撑他们日常生活中训练和外出比赛的费用。
斯诺克并不是回报率很高的职业，这一观点已经成为业内的共识。奥沙利文曾经多次坦言，打斯诺克不赚钱，并且不希望自己的孩子追随自己的脚步：“困在室内一杆杆击球，以此谋生是浪费生命。”
当投入和收获不成正比，一些球员为了收益，走向万劫不复的深渊。
资料图：梁文博在2017世界斯诺克上海大师赛比赛中生存还是毁灭？
作为与网球、高尔夫齐名的运动，曾经风靡一时的斯诺克，在形形色色的项目纷纷逐鹿世界体育天下的背景下，难掩没落的窘境。前世界台联主席巴里-赫恩曾表示：“市场变了，娱乐方式也变了，可斯诺克没变，还是那样‘端庄正派’。”斯诺克所代表的文化，正在离年轻人越来越远。
为了改变颓势，世界台联也做出过多种努力。比如试图加入奥运大家庭，以及开拓中国市场。
最近几年，中国斯诺克新星频出，也曾有大量斯诺克赛事在国内举办，这项运动在中国的发展步入快车道。然而，此次多名中国选手深陷赌球风波，似乎又浇灭了可以燎原的“星星之火”。
沉疴还需猛药医。世界台联主席弗格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我们不会惧怕禁赛人数给斯诺克带来不好的影响。无论是谁，只要参与其中，我们都会严查到底，他都必然会受到应有的惩罚。”
不过，禁赛只是手段不是目的。要想拯救斯诺克，世界台联或许需要拿出更大的诚意，比如完善排名机制，想方设法提高球员待遇。在生活的压力面前，仅靠热爱的坚持很难持久。只有让运动员看到更光明的未来，才能留住真正热爱斯诺克的人。(完)
秉持生态文明理念 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秉持生态文明理念 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朱鹮野外种群从1981年的7只增加到6000余只，藏羚羊野外种群从7万只增加到约30万只，在野外一度消失的野马、麋鹿重新建立起野外种群……这些野生动物种群的恢复，离不开这些年来野生动物保护相关法律法规的保驾护航。 2022年12月30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八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修订后的野生动物保护法，将于2023年5月1日起施行。 “此次野生动物保护法修改，为了加强对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坚持保护优先、规范利用、严格监管的原则，积极回应社会关切。”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经济法室主任岳仲明表示，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法进一步完善野生动物保护和管理制度，加大对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做好与生物安全法、动物防疫法、畜牧法等相关法律的衔接，秉持生态文明理念，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科学立法、民主立法 与新形势下野生动物保护实际需要相适应 “2021年云南大象北上及返回之旅，让世界看到了我国保护野生动物的成果。”岳仲明介绍，现行野生动物保护法于1988年制定，2004年、2009年和2018年三次修正，2016年进行了修订，“现行野生动物保护法在加强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保护和拯救繁育工作，维护生物多样性、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2020年5月至7月，全国人大常委会组织开展了《关于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决定》和野生动物保护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的一项重要任务是评估野生动物保护法，广泛收集各方面对法律修改的意见建议，为修改完善野生动物保护法提供依据。 “检查中多地反映，现行野生动物保护法以及配套的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与新形势下野生动物保护的实际需要不相适应。”执法检查报告显示，存在野生动物保护法与相关法律衔接不够等问题，表明相关法律制度亟待修改完善。 对此，野生动物保护法在修订过程中广泛征求和充分听取各方面意见，最大限度吸纳民意、汇聚民智，科学决策。 2020年10月，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对野生动物保护法修订草案进行了初次审议。会后，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将修订草案印发各省(区、市)人大和中央有关部门、全国人大代表、研究机构、基层立法联系点等征求意见，并在中国人大网全文公布修订草案，征求社会公众意见。 2022年8月，野生动物保护法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提交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会后公开征求意见期间，共收到3806位社会公众提出的12057条意见，另收到来信11封。”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发言人臧铁伟介绍，社会公众主要就规范野生动物人工繁育、展演、放生等提出了意见建议，相关意见建议在草案三次审议稿中作了体现。 修法完成后，推动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法实施已提上日程。岳仲明表示，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地方要加快制定、完善相关配套规定，健全联合执法工作协调机制，严格执法，加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依法打击违法犯罪行为，实现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双赢。 回应社会关切 加强外来物种防控、细化野生动物种群调控措施 近年来，诸如外来物种入侵、野生动物损害人身财产安全问题等新闻不时见诸媒体，引起社会关注。野生动物保护法在修订中对这些社会热点问题也予以了积极回应。 “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法明确规定，从境外引进的野生动物物种不得违法放生、丢弃，确需将其放生至野外环境的，应当遵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岳仲明介绍，发现来自境外的野生动物对生态系统造成危害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野生动物保护等有关部门应当采取相应的安全控制措施。 北京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谢屹表示，外来物种危害是全方位的，不仅导致本地物种灭绝、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改变、退化以至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丧失，更严重危害到生态安全和生物安全，“应当选择适合放生地野外生存的当地物种，才能够实现因‘放’而‘生’。” 此次修法中，还增加了“国务院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应当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加强对放生野生动物活动的规范、引导”等内容。“一些社会公众放生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放生必须尊重自然规律，做到合法有序。”武汉大学环境法研究所所长秦天宝表示，随意放生野生动物，造成他人人身、财产损害或者危害生态系统的，需要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此次修订中，对野生动物种群调控措施的细化也成为一大看点。 近年来，随着我国生态环境持续改善，一些地方野猪等野生动物泛滥成灾，危害群众人身财产安全和农牧生产。“野生动物肇事的问题根源在于野生动物活动区域与当地群众生产生活区域的空间重叠。”谢屹表示，得益于我国多年持续重视野生动物保护工作，野生动物种群数量持续增长，但作为关键栖息地的自然保护地因为面积既定和生态承载力有限，导致了此类问题呈现加剧态势。 此次修法对野生动物种群调控措施予以细化，其中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根据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调查、监测和评估情况，对种群数量明显超过环境容量的物种，可以采取迁地保护、猎捕等种群调控措施，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生态安全和农业生产。 “根据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法，在野生动物危及人身安全的紧急情况下，采取措施造成野生动物损害的，依法不承担法律责任。”秦天宝表示，修订后的野生动物保护法，还将中央财政对致害防控的补助范围由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扩大到其他致害严重的陆生野生动物，“因此诸如野猪等野生动物也被纳入其中。” 凝聚各方合力 为野生动物保护公益诉讼提供直接法律依据 做好野生动物保护法实施工作需要社会各方面共同努力。近年来，随着公益诉讼制度在凝聚生态环境保护合力方面作用愈发凸显，此次修法新增的公益诉讼相关条款，对满足实践发展需要和破解制度发展瓶颈是关键一步。 “此前，依据环境保护法等法律法规，野生动物保护实际上已经‘隐含’在了公益诉讼适用的范围之内。”秦天宝表示，此次对野生动物保护法的修改，则明确为检察机关等开展野生动物保护公益诉讼提供了直接法律依据，这同时也有利于调动相关社会组织开展野生动物保护公益诉讼的积极性。 唐家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以下简称唐家河保护区)是大熊猫的重要栖息地，属2019年1月挂牌成立的大熊猫国家公园岷山片区。2015年以来，四川省青川县某肉羊养殖场以及村民韩某某等长期在唐家河保护区内违法放牧，破坏了大熊猫及其伞护的野生动植物的生态环境，尽管唐家河保护区管理处针对上述违法行为多次向有关主管部门书面报告，但问题未能得到解决。 2020年5月，青川县检察院主动走访县内自然保护区时发现该案件线索，以行政公益诉讼立案，督促行政主管部门依法履职。同时，检察机关兼顾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保护和养殖户合法权益，推动党委政府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养殖户退出自然保护区补偿问题，引导自然保护区原住居民利用现有资源发展乡村振兴产业中的重点项目、有偿参与国家公园管理。 “本案是中国大熊猫栖息地保护检察公益诉讼第一案，彰显检察公益诉讼制度在推进国家公园建设中的积极作用。”最高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检察厅厅长胡卫列介绍，自2020年以来，全国检察机关共立案办理生物多样性保护公益诉讼案件2万余件，既涉及国家保护的陆生、水生野生动植物，也涉及动物栖息地、自然保护区，以及对外来入侵物种的防治和本地重要生物种群的保护等。 “如今公益诉讼条款写入野生动物保护法，将有助于进一步加强检察机关与林业和草原、农业农村、生态环境等部门在野生动物保护方面的协作配合，形成公益保护合力。”胡卫列表示，下一步，检察机关将深入调研野生动物保护领域公益诉讼案件办理情况、制定相关办案指引，指导各级检察机关规范办理此类公益诉讼案件。 版式设计：蔡华伟 本报记者 张 璁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 [责编：天天中] 阅读剩余全文（）  视觉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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